民族与族群,概念的流变反思中国民族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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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雪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黄玉顺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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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4月 第2期(总第 212 期),沉思网网已获期刊授权。

   中国有包括汉、满、藏、蒙、回在内的56个民族,共同形成一个中华民族。此(56个)民族与彼(中华)民族都被称为民族,显然不是同一个层面、同一个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汉语在概念上的暧昧与笼统,长期以来造成了认知和政策上的众多混乱。作为“五族共和”中的民族,与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还有众多1949年以后经过民族识别之后“发现”的小民族,各自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涵,以什么样的确切概念表达为宜? 本文试图提出国族、民族和族群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以试图厘清这一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建构的可能性途径。

  

  

  

   【摘要】中国传统的话语模式其实并非“家国天下”,而是“身-家-国-天下”;儒家传统的伦理政治话语并非“以家为本”,而是“以身为本”。所谓“身”指灵肉一体的个体自我。“家”“国”并非永恒的范畴,而“身”才是永恒的。“身”的性质与地位随生活方式与社会形态而转换,由作为社会主体的家庭(宗族或家族)的附庸转变为真正的社会主体;当家庭与国家消亡后,“身-家-国-天下”模式将转换为“身-天下”或“身-世界”模式。汉语“世界主义”有四种含义:古代的两种“世界主义”或两种“天下主义”,即王国天下主义与帝国天下主义(古代帝国主义);当代的两种“世界主义”,即国族性世界主义(现代帝国主义)与超国族世界主义,后者可谓“大同主义”。

   摘 要:“民族”(nation)概念原生于欧洲,自进入中国以来便争议不断;核心概念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已成 民族理论建设的重大障碍。nation不单是抽象的概念,它已随着欧洲人扩及全球,不仅成为范式重构了亚非拉的历史叙事和社会关系,而且确立为世界政治的基本图式,即所谓民族国家体系。中国的民族理论建设需要正视现实,包括中国社会已经民族化的事实,以及中国大一统文化观念的强大生命力等。民族概念是民族理论的基石,但我们不能继续困顿于概念争议中,而应该根据国情重新界定其内涵,以此摆脱西方术语的羁绊。民族理论建设需要重新发现中国社会内在的团结力和生命力,需要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除了核心概念界定以外,民族理论建设的关键是界定并厘清个人、民族、国族、国家这四大支点之间的关系。

从原生性民族到现代国族

  

   关键词:理论;中国;民族;国族;国家

  

   【关键词】家国天下;以身为本;家庭;国家;国族;天下主义;世界主义;大同主义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19(2018)02-0060-16

   民族这个概念从西文nation翻译而来。根据郝时远、黄兴涛和方唯规的研究,发现民族属于古汉语的词汇,用于表达宗族和夷夏之辩,王韬在1874年也偶尔用过“民族殷繁”一词,然而,作为与西文nation的对应概念,大规模、高频率地出现,乃是要到1895年戊戌维新之后,是从日文的汉字借用而来。那么,西文的nation,究竟意味着什么?

  

  

   现代意义上的nation,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中文可以翻译为民族、国家和国民三个不同的概念。而民族与国家、国民相联系,即使在西方,也是一个近代以后的现象。nation的拉丁文字根是“出生”的意思.指的是出生于其中并与之有血缘关系的群体。接近于ethnic group(族群),这两个概念都是从希腊语Ethos(风俗)而来,意思是享有共同风俗习惯的一群人,他们是享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宗教、语言和风俗习惯的大部落,比如犹太人、日耳曼人、罗马人等等。早期的民族不一定与国家有关,只是一个自然共同体。用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话说,叫做“原型民族主义”,其基础存在于一般民众的信仰、认知与情感,是区分“我族”与“他族”的笼统概念。这种原型民族主义并不足以创造出现代的民族国家。

   目前的中国学术界,“天下”是一个热门话题;有人甚至以此为据,做起国族主义[1]的“大国梦”来,似乎不仅中国是中国的天下,而且世界也将是中国的天下。同时,传统话语“家国天下”也热火起来;有人甚至根据传统社会的家庭本位的集体主义,来对抗所谓“西方个人主义”,不仅侈谈所谓“中国道路”,而且妄图构造一个“中国特色”的未来世界。本文意在阐明:这些论调均属似是而非,既是对“家国天下”传统话语及其背后的儒学原理的误解或曲解,也是对当今世界现实生活及其历史趋向的误解或曲解。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国民族理论的必要性自不必多言。相关努力也是由来已久,至少可追溯到20世纪初。但长期以来,这一努力却因基本概念歧义而举步维艰;人们围绕“民族概念的内涵以及它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争执不下。甚至可以 说,“民族”概念本身已成我们民族理论建设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表面看,这个障碍似乎不可超越,因为概念是理论的基本元素。但是,如果暂时把“民族内涵是什么”的问题放在一边,观察“民族”概念史本身,可以发现,它的用法和内涵始终在变化。毋庸置疑, 持续流变直接导致如今“民族”概念的复杂性和可争 议性,不过它同时也说明,“民族”概念本身是可塑的,其内涵是开放的和未完成的①,因而可为建设新理论的基础。这正是本文的前提,也是本文首先梳理 nation概念史的原因。

   从原型的民族主义到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自我形塑、从自在的民族到自为的民族转型的过程。到底是先有民族,而是先有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民族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盖尔纳认为:不是民族创造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而另一位更著名的民族主义理论家班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现代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是为了适应世俗社会的现代性发展人为建构的产物。

  

   本文分四个部分。首先勾勒“民族”概念在欧洲的演进过程。接着简述它如何从欧洲观念普及为世界通用的范式,并深刻影响亚非拉社会和历史、使之“民族化”。第三部分着重论述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化”及其主要成就和问题。最后一部分则不揣浅陋,呈上个人对民族理论建设的一点浅见,就教于方家。

   的确,一个现代民族的建立,需要自我的觉悟,一种被建构起来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想象。没有对民族同一性的认知,无法建立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形成国族的观念。非洲、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原先只是一些互不相干的部落,是欧洲殖民者将它们统一在一个殖民地国家之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殖民地人民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之中,必须将自己想象为是一个共同的民族,而非一个个分散的、原子化的部落或族群,因而这些从无到有所建立的国家的确如安德森所说属于“想象的共同体”,即通过民族主义的自我意识创建了现代的民族国家。

   一、以身为本:“家国天下”话语模式的盲点

  

   然而,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些国家,在历史上有自己悠久的民族传统,乃至有比较成熟的王朝或帝国形态,因此,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原始的民族主义转型为近代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理论的另一位权威论述者史密斯强调,现代的民族主义不能凭空而来,只能在原有族群传统的基础上“重新建构”(reconstructed):“通常只要一个现代国族自认为拥有独特的族群历史,所谓“被发明的传统”,就会暴露出它事实上比较接近于过去历史的“重新建构”。族群的过去会限制“发明”的挥洒空间。虽然过去可以被我们以各种不同方式“解读”,但过去毕竟不是任何过去,而是一个特定共同体的过去,它具有明显的历史事件起伏形态、独特的英雄人物、以及特定的背景网络。我们绝对不可能任意取用另外一个共同体的过去以建构一个现代国族。”

  

一、“民族”(nation)概念的演进

   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近代的国际关系,也奠定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原则。从此以后国家与民族建立了特定的联系,nation不仅是自然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而且也具有了国家的内涵,是一个与人为的政治制度(state)相联系的政治法律共同体。一旦民族与国家结合,那么nationalism不仅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国族主义的,即与民族国家的主权意识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同时也有特定的民族文化意识。正如盖尔纳所说:国族主义原则要求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必须重合一致,国家单元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处于同一个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同样文化背景的人应该住在同一个政治统辖范围之内,总而言之,是一个文化,一个国家。

   首先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的话语模式,“家国天下”其实并非完整的表述;完整的表达应当是“身-家-国-天下”。换言之,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话语模式并非“以家为本”,而是“以身为本”。例如人们熟悉的《礼记·大学》就是这样讲的:

  

   虽然在近代欧洲流行单一民族的观念,然而,就世界范围而言,也包括欧洲许多的民族国家,其国家内部不是只有一个民族,而是有多个民族,形成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state),或者由多个族群共同构成一个国家。而nation最重要的乃是建构其内部的同一性(identity),不同民族与族群的居民应该拥有同一的身份与认同,这就是国民,于是,nation也拥有了第三种含义;国民。国民与公民不同,并非一个个体概念,而是一个与国家、民族在同一个层次上的集合概念,代表了民族国家内部拥有人民身份的整体,是“独一无二的主权人民”。在这个意义上,国民(nation)与人民(people)是同构的,英国作为第一个近代的民族,指的就是由全体英格兰居民所集合而成的人民。作为与民族同义词的国民,是“主权的持有者、政治团结的基础和最高的效忠对象”,一个国家的国民,不管是什么族群、什么阶级的成员,在同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之内,都被想象为是同质的、整体性的。

  

   就汉字词汇本身而言,“民族”是中国原有的,已有学者把这个词的出处追溯到《南齐书》②。但大多数学者都不会否认,在中国古代,“民族”一词之能指和所指,都与今天大相径庭。关于今天通用的“民族”概念,国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是,它源自古代欧洲。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在欧洲历史进程中经历了若干重大演变,才成为目前的样态。nation 出自拉丁文 natio,词根是 nascor(出生)。nation 起初本不具有任何政治属性,本意为“人群”。③如今它已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但“人群”依然是其首要内涵。nation 从非政治性的词汇到成为改变近现代世界政治景观的政治术语和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驱动力内生于欧洲。nation 概念的演进史几乎完整地折射出欧洲社会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变化。nation 的内涵及其使用频率的变化,与欧洲的政治结构演化和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密切相关。从古罗马帝国到“罗马教会共和国”,从教权—王权争夺到宗教改革运动,再到三十年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直至欧洲近现代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等等,都可标记为nation概念演进史的分水岭。在极其粗略地勾勒这个漫长复杂的历史脉络之前,有必要说明nation 概念在欧洲语境中演进的两大特征。其一, 从特殊概念变成一般概念。④由古典时期到中世纪末期,nation 在欧洲语境中始终是一个表示某种特殊性的词汇,用于指代具有特殊属性的一群人。经过三十年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以后,nation 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般范式,在欧洲扎根。而后随欧洲扩张推及全球,经过 19—20 世纪的政治变局,民族和民族国家已成全球通行的社会和政治模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体系的内核。其二,从被指认到主动认同。nation之作为一个群体的称谓,起先是被“外人”指认和给定的,12—13世纪开始逐渐变成群体内部成员的认同,并由这种认同产生一些集体活动。

   于是,现代意义上的nation,具有了民族、国家和国民三重内涵,三者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是观念形态的纯粹性,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其内部除了主体民族之外,还有少数族群,或者是有多个民族组成。也就是说,族群意义上的原生性民族,依然残留在现代民族国家内部,岂止是残留,这些原生性民族,将与现代民族国家长期共存,比如,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就是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残留在土耳其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而在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依然有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个原生性民族。在欧洲和世界上,有些原生性民族,建立了单一的民族国家,成为了国族,但另外一些民族,或者民族中的一部分,依然留在某个民族国家内部,成为国族内部的少数民族,比如英国内部的北爱尔兰人,中国内部的蒙古族等等。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期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2]

   经过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洗礼,nation与理性、自决、平等、自由等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升级为政治信念和政治价值,乃至成为“主义”的目标(nationalism)。之后,nation观念在全球激发了政治自觉和政治行动,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确立现代世界政治的基本样态,即“民族国家体系”。

   于是,在语用学意义上,今天所用的民族概念,实际上有两类不同的民族,一种是与国家同构的民族(state-nation),可以简称为国族。另一种是原生性民族,与族群同根同源,只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中,因为拥有了高级的宗教或文明,具有了高于族群的、稳定的、不易同化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形态,即使在民族主义的时代,依然寄生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而与国家同构的国族,是近代民族主义的观念产物,有些是人为的主观建构,是“想象的共同体”;有些是从原生性民族转型而来,经过知识精英或官方的主观形塑,与现代的国家/国民高度一体化,是一个具有共同政治意志的国族。原生态性族古已有之,今后也将长期存在,而国族是近代国家的伴生物,只是一个近代的现象。如果不将这两类不同性质与渊源的民族区别开来,的确会在观念与实践层面造成很大的混乱。

  

   其在西方语境中的历史演进脉络大体如下:

  

   这里明确讲“修身为本”。孟子也明确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守身,守之本也”。(《离娄上》)[3] 这些都是“以身为本”的明确无误的经典表述。

   古罗马时期,nation是指出生于同一地方的一群 人,其规模大于家庭,但小于部落。当时生活在罗马帝国各大都市的外地人,因其常与“老乡”聚在一起, 他们说方言,践行故乡的习俗,被大都市的本地人称之为nationes(外乡人)。⑤12—13世纪,在欧洲大 学校园中,nation成为一种身份登记和社团组织形式。 来自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方言)的学生被登记为一个nation,他们还组建类似今天大学校园中常见的同乡会式的社团。不过,当时这种nation身份和认同仅限于大学校园之中,在这些学生的故乡,不存在 类似的登记(身份)和社团。

民族国家内部的三个层次概念系统

  

   有学者考证发现,现代意义上的nation释义最早见于1300年的《牛津词典》。词典列举了nation的若干含义,其中之一是:个人组成的集体;彼此通过共同的血统、语言或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通常占有一 定的领土,并组织为独立的国家(state)。⑥这个界定至今仍在使用。不过在当时,由于欧洲政治生活的基 本格局是罗马教会“一统天下”,所以即便英国和法国当时已萌生出较强的王国本土意识,但它们还只是封建国,还未突破教宗普世权力体系。现代独立国家式的nation无论是在观念层面还是现实政治层面,都 没有正式确立。

  

   所谓“身”,远不仅仅指“身体”,而是指的自身、自己,即灵肉一体的个体自我。例如《论语·学而》[4]“吾日三省吾身”并非反省自己的身体,而是反省个体自我的德行。这样的个体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例如,从古代宗法家庭的附庸到现代核心家庭、乃至现代社会的主体,从前现代的臣民到现代性的公民,等等。

   中世纪欧洲政治的一道重要风景是教权与王权之间的争夺。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时期,教会权力达到顶峰。13世纪末,腓力四世和爱德华分别剥夺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法国和英国的征税权。之后腓力四世甚至一度操控教宗。但教会普世权威的框架尚未坍塌。只不过在教会内部,围绕教皇权力实际运转的若干问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共同体”,被称为nations。这一时期,nation的另一个常见用法是,在教会内部用来指代罗马教会整体的“异己力量”。比如1340年的英语版《圣经》用nation来指称“异教徒群体”(heathen nations)。这与 古罗马时期有几分相似,都含有一种言说者的价值优越感和正统性,以及对被指认者的蔑视。后来,马基雅维里和孟德斯鸠都这样使用过nation,不过角度恰与昔日教会相反。马基雅维里用它指代中世纪末期意大利的“保皇党派”(perche era di nazioneghibellina), 孟德斯鸠则称修道士为“虔诚派群体”(nation paresseuse)。

   那么,是否可以将这两类不同的民族分别命名,予以区隔?一种方案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这一概念专指现代的国族,而在国族内部的各个原生性民族,既然在历史上与族群同源,那么就废弃民族的称呼,统统改称为族群。

  

   14世纪开始,nation作为王权运转的空间和基础,越来越多地介入王权反抗教权的斗争,政治色彩明显增强。基于nation在教会话语体系中被给定的“特殊性”和“非正当性”地位,它实际具有一种特殊潜质, 可为封建王侯拒斥罗马权力的便当工具。在这个过程中,从封建王国的王公贵族和精英们开始,人们逐渐习惯以nation来称呼自己,并产生了“英国人”“法国人”等近代民族意识。人们还发现,自己所属的国 家(state)摆脱教皇的直接指挥也能运转。这一发现在后来促成了重大的政治后果。不过,基督教史学家布鲁斯•雪莱告诫我们,“在14世纪谈论现代意义上 的‘民族’(nations)还为时过早”⑦。

   这个方案,有一个好处,乃是由国族专享民族的概念,比较接近欧洲民族观念的本意,民族与国家、国民三位一体,不容误解。而国族内部的各少数民族,由于改称为族群,可以断其制造国家、追求民族独立的政治冲动。然而,带来的问题也同样严峻,民族的自我意识一旦产生,会构成实质性的民族,很难被同化。如果将已经形成民族自觉意识的自为性民族降格为族群,会被认为是主体民族对自我的矮化,因为恐惧丧失本民族的本真性,而可能激发起更强烈的民族意识反弹。

   孔子早已倡导这样一种个体自我人格:“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孟子继承了这种个体自我精神。在他看来,最大的、根本的课题,乃是守身而不失身:“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守身,守之本也。”(《离娄上》)守身而不失身,其前提是“爱身”:“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告子上》)

   一旦人们认识到,教皇不再是日常生活所必需,教会世俗权力体系的衰落就已经开始。“民族国家”(nation)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15-17世纪一系列重大事件共同推动的。在文艺复兴运动、土耳其帝国兴起并大举向欧洲扩张、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教宗权力大厦摇摇欲坠。四面楚歌的罗马教会无法再像从前那样控制封建王权。教皇在宗教领域的权力范围也被削弱。在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确立了“教随国定”原则,封建王国的权力地位空前提高。经过三十年战争,更多地区摆脱教会控制,成为新型独立国家,欧洲的政治和宗教版图发生重大变化。在思想领域,马基雅维利、博丹、霍布斯等思想家从理论上证成了新国家世俗王权是至高 无上的主权者或“人造的上帝”,其权力具有排他性、 绝对性、不可分割性。由此,地域性的主权国确立为 国家的标准模式,nation观念迅速普及。

   那么,有没有可能提出另一个方案,将国族、民族与族群加以区分,建立一个三个层次的概念系统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关系史的规范讲述中,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始于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 斯特法利亚和约》。的确,《和约》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国家的属性,使之由服从教会的领受封建转变为绝对主权实体。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当时的国家其实还不是现代所说的nation state。如今国人习惯把 nation state翻译为“民族国家”。然而,返归欧洲思想史可以发现,它在欧洲本土的首要含义应是国民国家或公民国家,即归全体国民/公民共同所有的国家⑧。虽然欧洲国家社会的民族构成数量不如中国多,但国民完全属于单一民族的国家也是少数。几个世纪之后,当这个概念流行于亚非拉地区,亚非拉民族意识苏醒,并以欧洲国家为样本推进民族解放运动时,nation state被解读和践行为“民族国家”,并在观念 层面固化为教条,即“民族主义原则”。

   关于这三个概念的区别,英国民族主义研究的权威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对此有明确的界定。他首先指出了民族与族群的区别:“民族不是族群,因为尽管两者有某种重合都属于同一现象家族(拥有集体文化认同),但是,族群通常没有政治目标,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公共文化,且由于族群并不一定要有形地拥有其历史疆域,因此它甚至没有疆域空间。而民族则至少要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必须通过拥有它自己的故乡来把自己构建成民族,而且为了立志成为民族并被承认为民族,它需要发展某种公共文化以及追求相当程度的自决。另一方面,就如我们所见到的,民族并不一定要拥有一个自己的主权国家,但需要在对自己故乡有形占有的同时,立志争取自治。”

   明确“以身为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17—18世纪,欧洲国家归贵族精英所有,不属于普通民众;国民区分为严格的等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极低。欧洲国家摆脱教会控制后,又经过了大约150年的社会政治变动, 才演化为真正的nation state。其推动力是启蒙运动和 法国大革命。

   史密斯对民族与族群的区分,核心在于三点:是否有自己确定的居住疆域;是否有规范的公共文化;是否在行政治理上追求民族自决权。首先来看确定的居住疆域。一个能够称得上民族的群落,大多有自己的原住地,他们世世代代居住或活动在该固定疆域,成为当地的原住民,这与散布在各地的文化族群是有差别的。不过,史密斯也注意到世界上还有一些离散民族(diaspora nation)的存在,比如历史上的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等,他们与聚居民族不同,失去了自己的祖居地,散落在不同的国家。虽然离散民族并不是原生性民族的典型现象。

  

   启蒙运动以其理性、自决、平等和自由等观念主张,在思想上唤醒了民众的主体意识、政治权利意识和国民意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第三等级率先起来反对特权阶层,争取建立真正的国民国家。比如孟德斯鸠批驳“法国公民只有一个等级”的论点。在他看来,“这个主张对我国第一流家族的血统是一种侮辱, 对相继地统治了我们的三个伟大王室也同样是一种侮辱”。他强调,绝不能把王室混同于普通的人。西耶斯的批判更加直接。他说,三级会议其实不代表“普遍意志”,而是名副其实的贵族体制;“贵族等级的公民权利已经使他们成为一个大国中的一群独特的人。这是真正的国中之国”。⑨第三等级提出的革命要求是,必须改变第三等级“政治权利等于零”的现状,“一切并非第三等级的东西,便不能看作是属于国家的”⑩。

   一个文化历史共同体究竟是民族还是社群,关键是看究竟有没有高级的宗教或文明,族群很少有自己独特的高级宗教(而非民间宗教)或高级文化,甚至都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缺乏精英的或经典化的“大传统”,只有以日常生活为背景的民间风俗“小传统”。族群很容易被拥有高级宗教和文化的民族所同化,成为这个大民族中众多小族群中的一个。而民族不一样,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化之中,孕育了自身的文化精英,书写了自己的历史、神话和诗歌,乃至产生或接受了高级的宗教或文化,成为本民族的精神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的产生就像国族的诞生一样,并非绝对的自然演化,它同样是由本民族文化精英自觉建构的主观产物。族群一旦凝聚为民族,拥有了自觉的民族意识,“小传统”就会提升为“大传统”,其文化就会固态化、精致化和建制化,发展出一套价值形态或宗教形态的高级文化,虽然有可能被其他民族在政治上征服,但很难被其他民族在文化上同化,这是民族与族群的核心区别所在。

   第一,“身”这个概念的内涵转换,正意味着时代的转换:在前现代的话语中,“身”只是“家”的附庸;而在现代性的话语中,“身”成为了“家”的基础。例如极具平民性、现代性的王艮就在其《明哲保身论》中申言:“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矣”;“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这是因为“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答问补遗》)[5]。“吾身是矩”意味着个体自我乃是家、国、天下的尺度,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个体主义表达。

就这样,nation的政治潜力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和普及程度爆发出来。中世纪末期,王侯贵族用它来反对教会权威,确立国家主权。在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用它来反对等级制度和特权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一个民族拥有了自己的高级宗教和文化之后,也相应有了与其文化相匹配的治理方式,虽然在某个帝国、王朝或国家的统治之下,但会有一种保持原来治理方式或政治自决的冲动。这种冲动未必会上升到独立建国的主权层次,却会要求享受独立的治权或相当程度的民族自决权。这也形成了民族区别与族群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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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民族与国族的区别何在?史密斯认为,尽管近代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在理念上所追求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实际上多多少少都是多民族、多族群国家,但他们渴望民族统一并且寻求通过调适和整合,将不同的民族与族群整合为统一的国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第二,在“家国天下”话语模式中,“家-国”并不具有恒久的意义。例如,即便在当今这个国族时代,比“家”(核心家庭)更具社会主体意义的其实正是“身”(个体),何况在将来的超国族时代了。反之,“身”更具有永恒的意义,因为即使到了超国族时代,个体性的“身”依然是基础性的社会主体;而那时“家”是否还存在,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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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常见的“家国天下”话语模式造成了一种误解,而且这种误解竟然由一种似是而非的实然事实判断推展为一种想当然耳的应然价值判断,似乎中国伦理向来都是、因此现在和未来仍然应当是以家为本的。这不仅是对生活情势的误判,也是对中国传统话语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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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的历史形态转换

  

   现代汉语“国”这个词的涵义,特别是它与英文“state”和“nation”的对应问题,已经造成了思想混乱。英文“nation”通常译为“国家”或“民族”或“民族国家”;本文译为“国族”,因为:译为“国家”容易与前现代的“state”(国家)相混;译为“民族”则又容易与前现代的“ethnic”及“nationality”(民族)(通常指种族或少数民族)相混。

  

   (一)“国家”与“国族”之语义分析

  

   上述混乱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性质问题。一方面,人们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达56个民族;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就是一个国家,“中国”就是单一的“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那么,所谓“多民族国家”究竟是说的“multi-national country”、还是“multi-ethnic country”?前者不符合现代的“国家”(nation)概念,因为现代国家乃是单一的“国族”(nation)、而非“多国”(nations)(如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后者也不符合现代的“国家”概念,因为现代国家并不是前现代的民族(ethnic),而是现代性的国族(nation)。总之,我们陷入了自相矛盾;而这种矛盾贻人以口实,似乎当代中国确实应当肢解为若干个现代性的“民族国家”(nations)。可见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其实,“state”(国家)是一个古今通用的概念,它涵盖了“nation”(国族)。而“nation”(国族)则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它可以由前现代的单个“nationality”(民族)发展而来,其前身就是尚未建立国族的“ethnic”(民族);但也可以由前现代的“多民族”(nationalities)整合而来,而其所构成的乃是单一的国族。为此,必须仔细考察“state”(国家)和“nation”(国族)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形态。

  

   (二)国家(state)

  

   国家的存在,正如佛学所谓“生住异灭”(arising - abiding - changing - extinction),既有其产生,则有其消亡。国家产生于氏族部落(clan tribe);所以,国家的最初形态是宗族国家(clan state),即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父权制国家(patriarchal state)。在中国,那就是“三代”即夏、商、周的宗族国家。[6]

  

   在中国,宗法时代包括两个历史形态:宗族时代和家族时代。前者是列国时代(所谓“封建”的本义)、王权时代,即夏商周“三代”;后者是自秦朝至清朝的帝国时代、皇权时代。两者的共性在于:它们都建立在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父权制家庭的基础上,故同属于宗法社会。两者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体从王权时代的宗族(clan family)转变为皇权时代的家族(home family)[7]。前者是“家国天下同构”的,例如周家(姬姓宗族)拥有周国,并且拥有周家天下(著名经典《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即基于此);列国之间的斗争是“兄弟阋于墙”(《诗经·小雅·常棣》[8])的血亲内部斗争。而后者则不然,皇族的血缘结构并非整个国家、天下的政治结构,当时最重要的政治斗争——打天下、守天下,往往是各大家族之间的斗争,他们之间没有血亲关系。这两个历史形态的国家,均属宗法国家(patriarchal clan state)。

  

   在上述宗法社会的两种社会形态、即宗族社会和家族社会中,“身”即个体自我并非社会主体;社会主体是宗法家庭,即宗族或家族,个体没有独立的存在价值。这是前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基本社会价值不是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而是某种集体主义(collectivism)。“集体”(collective)可分两类:血缘集体,即宗族和家族;非血缘性集体。后者的情况相当复杂,例如:古典君主主义的集体主义就是血缘集体主义,这是前现代的价值观;现代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则是非血缘性集体主义,这是现代性的一种变异价值观。但无论如何,“身”——个体自我都没有独立的价值。

  

   在宗法社会中,“朕即国家”之所以可能,只因为“朕”这个个体出生于国君之家,而不在其何德何能。孟子甚至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尽心下》)社稷即国家,也就是国君之家这个血缘集体,它比君主个体更为重要,所以,一旦某个君主危及国家这个血缘集体,他就应当被置换掉。孟子之所以对任何君主个体都不以为然,“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血缘集体主义价值观。

  

   以上事实决定了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即王权政治或皇权政治。须注意的是:王权并非“王”这个个体的权力,而是王族这个宗族的集体权力;同样,皇权并非“皇”这个个体的权力,而是皇族这个家族的集体权力。在这种制度下,所谓“国家主权”实质上是某个宗族或某个家族的权力;所以难怪,在英语中,“主权”和“君权”是同一个词“sovereignty”。为了确保这个集体权力的血缘的纯粹性和传承的稳固性,才有了诸如“嫡长子继承制”之类的制度设计,这在东方和西方是都一样的。

  

上述关于国家的一切,都渊源于特定的生活方式。这里存在着一种基本的逻辑:政治制度取决于主权者(sovereign owner),主权者取决于社会主体,社会主体则取决于社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转换导致社会主体的转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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