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生活在中国最富有的男人身边,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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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她们,曾生活在中国最富有的男人们身边。在这些男人创造财富和一掷千金的岁月中,她们扮演着各自独特的角色。而当这些曾被光环笼罩的富豪颓然倒下,这些女人的命运与抉择也不尽相同:她们或是成为继任掌门人;或是从此淡出舞台;或是身受牵连,受到警方调查。 她们是“她们,曾生活在中国最富有的男人身边(图)她们,曾生活在中国最富有的男人们身边。在这些男人创造财富和一掷千金的岁月中,她们扮演着各自独特的角色。而当这些曾被光环笼罩的富豪颓然倒下,这些女人的命运与抉择也不尽相同:她们或是成为继任掌门人;或是从此淡出舞台;或是身受牵连,受到警方调查。 她们是“问题富豪”的妻子。近年来,“富豪问题”频频曝光,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无论是突然自杀的“资本大腕”魏东,“中国首富”黄光裕,或是“上海首富”周正毅,他们的发迹大多带有神秘的色彩,又同时与他们身边的女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我们关注这些“问题富豪”,探寻他们问题的根源时,不能不把目光同时投向他们身边的女人。正如著名财经评论家水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所言:“他们首先是夫妻,其次是合伙人。发家是两个人共同奋斗的结果,最后黯然离场,也不能说只是一个人埋下的祸根。”魏东之妻陈金霞:从丈夫手中接过担子作为魏东的妻子,陈金霞永远无法忘记发生在2008年4月29日的那一幕。当天下午4时10分,传言患有抑郁症的魏东突然跳下阳台。陈金霞立即追了过去,但还是没来得及拉住丈夫。被业界称作中国“系类家族企业”最后一棵大树的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就这样匆匆结束了41岁的人生。据媒体报道,魏东掌管的“涌金系”拥有200多亿的资产,正如日中天的他突然自杀离世,致使涌金扩张过程中原本不明朗的种种非议集中爆发出来。有人因此怀疑:魏东自杀之前是否因为收购国金证券和借壳上市中的问题而受到相关部门调查?九芝堂重组中是否存在国资流失问题?业内也有传言称,魏东与被拘捕的国开行前副行长王益有牵连。2009年2月初,王益因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当然,人们最关心的还是,魏东死后谁将接手资产庞大的“涌金系”。“小陈,你重任在肩”2009年1月8日,这一谜底终于揭晓。国金证券的一纸公告,把“涌金系”前任掌门人魏东的遗孀陈金霞从幕后推到了台前。国金证券公告称,该公司于2009年1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陈金霞证券公司实际控制人资格的批复》。同时,陈金霞关于国金证券收购报告书及豁免要约收购申请尚在中国证监会审核过程中。由此,“涌金系”进入陈金霞时代。有业内人士表示,这标志着“涌金系”已度过“最困难时期”。一位长期跟踪事件进展的人士认为,陈金霞接手“涌金系”其实在魏东辞世后不久便已达成一致了。魏东死后的第三天,陈金霞公布了丈夫的遗书。遗书中,魏东写道:“小陈,你重担在肩”,这似乎暗示了陈金霞即将接掌“涌金系”。到2008年6月23日,陈金霞接管涌金的局面已基本确定。当日,由涌金控股的国金证券与九芝堂同时发布公告称,因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魏东先生辞世,魏东拥有的湖南涌金66.5%股权,以及九芝堂集团26.93%股权,依法应由其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经各法定继承人协商,一致决定由魏东配偶陈金霞女士一人继承其股东资格及全部股权,其他人放弃相应的资格及股权。对其他继承人的弃权之举,一名投行人士认为很正常:“魏家内部关系都很不错,不排除抱团取暖的可能。”夫妻联手,好戏不断熟悉资本运作的人都知道,魏东、陈金霞夫妇曾在资本市场上多次上演“左手倒右手”的好戏。有知情人士指出,在过去的10年里,陈金霞在魏东的资本运作中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1999年9月,以魏东为法人代表的上海涌金实业有限公司,以及魏东、刘明两个自然人股东成立湖南涌金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持股比例分别为45%、35%和20%。2001年2月,陈金霞等被接纳为湖南涌金的新股东。在湖南涌金的这次股权结构变化中,魏东将其原来所持35%股权全部转让给了其妻陈金霞,转让价为2800万元。2002年1月,“涌金系”旗下湖南涌金和上海钱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联合杭州五环实业有限公司对九芝堂集团展开了100%国有股权的收购,并成为千金药业第二大股东。同年,陈金霞将所持湖南涌金股权又转让给魏东。魏东、陈金霞夫妻联手玩的这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股权转换,在业内人士看来并不神秘。简单地说,就是在公司准备实施收购期间,为了避免股权过于集中,魏东把自然人股权转给陈金霞。而当公司完成收购之后,为了确保股东地位,取得绝对控股权,陈金霞再将股权倒给魏东。一位业内人士评论说,“他们使用的是金融界非常普遍的障眼法。”也正是有了夫妻间的通力合作,“涌金系”在十年内涉足金融、药品、高科技等多个行业,积累了数百亿的资产。不过,对于陈金霞的真正实力,一位与魏东熟悉的人士也表示了担忧。“陈金霞确实起了不少作用,但她最多只是魏东的得力助手。魏东才是涌金系的核心资源,离开了他,涌金系的无形资产就失去了不少,陈金霞很难继承魏东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以居里夫人为偶像通过公开资料可查到的关于陈金霞的个人信息极为有限,这点与魏东非常相似。在公众面前,陈金霞显得格外低调。陈金霞,上海人,1968年出生。本科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有资料显示,她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在职研究生期间师从著名教授吴晓求。陈金霞曾先后在安达信(企业)咨询有限公司以及魏东老单位----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中经开)从事会计工作。“魏东和陈金霞应该相识于中经开,婚后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北京。”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陈金霞还是比较有能力的,涌金扩张的前期做了很多工作,但她一般不会走上前台,而且后来听到的关于她的消息也不多。”“她是上海财经大学86级会计系审计班的学生,在校时并没引起大家太多注意。”一位当时曾在该校任职的知情人士透露。上海财大相关人士也确认,陈金霞是上海财经大学1986年会计系审计班的学生,毕业于1990年,但自毕业后校友会再无其联系记录。像魏东一样,陈金霞也从未接受媒体专访,从未在公开场合演讲,记者甚至找不到一张她在公开场合的照片。但她乐善好施、广结善缘之名,在圈子里广为流传。陈金霞夫妇的慈善之举被媒体津津乐道。魏东是个念旧的人,他1991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其父魏振雄是该校会计系的教授。从1997年起,魏东、陈金霞夫妇在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等学院设立涌金奖学金,前后捐资以千万元计,并常与获奖学生座谈。自2008年始,魏东、陈金霞夫妇还在中央财大设立留学生奖学金,每年五至六名,对考取海外高校者每人一次性捐助5万美元。魏东过世之后,陈金霞个人的慈善活动也时有报道。据上海科技馆相关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陈金霞告诉我们,她在少年时期读过一本关于居里夫人的书,随后产生了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梦想,但是她成年后感到离梦想越来越远,就选择了通过捐赠上海科技馆的方式来圆梦,并希望当一名科技馆的义工。”黄光裕之妻杜鹃:与丈夫同被调查“中国首富”国美董事局主席黄光裕身陷囹圄后,其妻杜鹃也被调查了。2009年1月8日,北京公安局向媒体证实,之前传言潜逃在东北的杜鹃因涉嫌经济犯罪已被警方监视居住。据知情人士透露,杜鹃在国美多涉及投、融资方面的运作,警方的调查也极有可能从相关项目入手,甚至很有可能已掌握部分资料。杜鹃进入警方调查范围,一定会对黄光裕案的进展起到加速作用。在被警方调查之前,杜鹃曾先后担任国美公司董事、薪酬委员会及提名委员会成员、公司授权代表等职务,一度被视为黄光裕的“大脑”。两人的分工是黄光裕负责把握战略方向,杜鹃负责具体实施,黄光裕不在的时候,唯她有权主持国美大局。杜鹃漂亮、精明,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可以思路敏捷地与美方伙伴交流。她从北京科技大学毕业后,在中国银行任放款专员。1993年因为工作关系与黄光裕相识,1996年两人结婚。随后,杜鹃加入国美集团,与黄光裕一起经营。在国美的发展扩张过程中,杜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著名财经评论家水皮向本刊记者所说,“因为杜鹃的关系,早期的黄光裕在贷款方面获得了很多优惠。事实上,国美在中国银行的贷款早就出现过问题,后来虽然把贷款还上了,但还是埋下了祸根”。杜鹃还提出了“商者无域、相融共生”的经商理论,正是这套理论,后来成了国美一以贯之的商业法则,并成就了其一系列资本运作和企业并购,使国美迅速扩张。有报道称,早在几年前,黄光裕就已经不甘于做实业,而是开始沉迷于资本游戏,类金融模式成为当时国美集团的主要发展手段。自2006年国美重组永乐电器后,黄光裕就逐渐淡出对国美电器的操纵,从一名实业家变为以投资为主的“资本家”。“这一切为杜鹃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间。”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由于杜鹃有着金融系统的从业经验,并且相当熟稔资本运作,因而,杜鹃在国美集团主要负责海外业务和并购项目。由于杜鹃能力突出,“2005年之后国美电器上市公司的资本运作基本上是杜鹃在前台操控。”国美内部的一位人士对记者说。杜鹃与投资银行打交道较多。一位投资银行人士对于杜鹃的评价是:精通业务,工作干练,“杜鹃对人比较和善,没有一些大客户那种颐指气使的脾气。遇到问题不急不躁,对业务是很精通的,有些我们在调查报告中微小的数字错误她都能指出来”。另外,“她很会做人,逢年过节她还会给曾经参与过国美工作的从业人员寄些小礼物”。国美内部人士称,平时很难见到杜鹃,一般在年会或者重要会议时才能见到,“她对待员工非常客气,感觉斯斯文文,不像老板那么霸气”。周正毅之妻毛玉萍:出狱后想过平淡生活2008年11月8日,为迎接“上海首富”周正毅之妻毛玉萍刑满释放,英皇老板杨受成在香港英皇骏景酒店为她举行了一个朋友聚会。当晚10时,毛玉萍满面笑容,身穿绢质绿色上衣,配衬黑色外套,高调亮相。凌晨12时,众好友为她准备了一个巨型蛋糕,并寓意“重生”。席间,毛玉萍有感而发:“这几年,有得亦有失,有好多感触,也感谢很多朋友。这几年我学了好多,希望今后过平淡低调的生活。”在外界看来,毛玉萍一直被视为周正毅的妻子,他们也相互以“夫妻”相称,但实际上,两人并没有领取结婚证。1978年,周正毅拿出自己工作后的积蓄在上海杨浦区开了家小馄饨店。1994年,毛玉萍与周正毅在上海国际饭店后面的黄河路上开设“阿毛炖品”饭店,并很快打出了名声。据说,当时“阿毛炖品”每年可以带来1000万元的利润,今日,年利润仍然有数百万元。在周正毅夫妇的传奇生涯中,1995年应该是一个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年头。在这一年,他们完成了由“个体户”向“投资家”的转变。“当时很多国企排队上市,我们用个体户名义,开始收购职工股。那时国企员工通常要现金不要股票。购进的股票等到上市,就由几元升到几十元。”周正毅事后回忆,“我记得最厉害的是格力空调,由两三元一股升到20多元。最多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买了约2000万股的‘福建九州’。当时上市的国企,个个都赚大钱。”2002年,靠卖馄饨起家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位居第11名。他曾公开宣称,“我有150亿资产,在上海我有第一辆法拉利,在香港我曾有3处豪宅……”当时的周正毅正处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周正毅被财富冲昏了头脑,他的生活日益奢华,并开始和几个女明星玩起了情感游戏。然而,就在周正毅不断曝出绯闻时,毛玉萍对周正毅不但没半点责备,反而高调力撑,她说:“他以前、现在、将来结交异性朋友我都不介意。”据香港媒体报道,毛玉萍极为大度、得体,她微笑着宣称:“我们一起这么多年,又是生意拍档,一张婚书不代表什么,也不是这么重要,总之无论香港或内地的商界和社交界,都知道我是唯一的周太”。在经济活动中,毛玉萍却并不安分。2002年7月至2003年4月期间,毛玉萍串谋他人开设43个证券账户,买卖上海地产股票,制造股票交易活跃的假象,涉及金额20.6亿港元。2003年她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在确凿的事实面前,毛玉萍的代理律师黄福鑫只好向法庭求情。他说,毛玉萍受教育程度不高,对香港法律不懂,她对上海地产公司的运作也所知不多,不是案件主谋,又无实际得益,而且被告操控股价的时段也不算长。黄福鑫律师还向法庭呈上多位证人的求情信,其中,成龙在求情信中称,他与毛玉萍相识7年,期间看到毛玉萍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为社会做出贡献。信中还说,认识毛玉萍的朋友、同事,都认为她是一个“公正、诚恳、慷慨、为人设想”的人。这些求情信终究还是产生了作用。2006年1月16日,法庭将毛玉萍的刑期由4年减至3年半。同样在2003年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逮捕的周正毅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曾通过制造电解铜交易假象,骗取80余亿元银行贴现;他曾用一家企业的资金收购了同一家企业的股权;为了获取炒股资金,他还曾以百万元的房产、现金行贿国家工作人员。2007年,周正毅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如今,当毛玉萍重获自由之时,周正毅仍在继续他的铁窗生涯。“夫妻店”存在隐患探寻这些“问题富豪”发展、衰败的轨迹,人们不难发现,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夫妻白手起家、共同创业的例子屡见不鲜。随着股市中小企业板的推出,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夫妻股东、家族企业。现代企业管理学的主流观点通常认为,以“夫妻店”等形式为代表的家族制企业是一种落后的产业组织。但也有学者提出,家庭、家族制是企业与生俱来的自然形态,家族企业是一种“新古典企业模式”。事实上,在企业初创阶段,夫妻联手的家族经营制确实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夫妻联手具有凝聚家族力量的作用,在企业初创阶段便于克服困难,使企业在艰难条件下立足;其次,夫妻联手同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背景相适应;最后,在企业初创阶段夫妻联手还可以起着互助、协调的作用。这也正如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所说,家族经营不仅有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亦有社会意义上的合理性。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组织都凌驾于家庭之上,但所有的组织都没有使家庭解散,而所有组织的可靠性都远逊于家庭。然而,一旦企业规模扩大了,家族经营制的局限性会越来越突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曾经指出,能不能突破原来的家族经营制,成为民营企业初具规模后能不能继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此,在一个个白手起家创富神话的背后,投资者更应该关注“夫妻店”存在的隐患。“夫妻店”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股权过分集中。“一股独大”现象很可能在内幕信息、关联交易、公正公平、公众信誉和道德风险等方面出现问题,而这些问题产生的结果往往是伤害中小股东利益。此外,“夫妻店”受管理者认识水平、管理能力的限制,很容易导致人才水平不能充分发挥。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室研究员袁纲明曾经鲜活地比喻道:“家族企业就是武大郎开店----不能比我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少民营企业被淘汰固然属于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但有一些民营企业的倒闭,实属“非正常死亡”。厉以宁教授曾就导致民营企业夭折的原因,做过言简意赅的点评。他认为,民营企业一种非正常死因是“猝死”。即如果企业过分依赖某个人的个人能力,可供使用的资源往往高度集中,一旦个人的判断力出现偏差,或是个人出了意外,必然使企业遭受重创。这也就是通常说的“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带来的后果。还有一种是“捅死”。即如果企业管理不规范,屡屡违法,毛病诸多,授人以柄。一旦东窗事发,要么委曲求全,息事宁人,要么被人到处告状,此起彼伏,结果三告两告就被告垮台了。这样的企业即使再有远大目标、宏伟抱负,由于自身不规范,也只能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因此,随着“店”越开越大,夫妻二人能否适时进退,合理“转身”,是对所有“夫妻店”企业的考验。(编辑:琢珏)

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周正毅

周正毅 (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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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1日依法对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周正毅上诉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农凯集团和周正毅的上诉,维持一审原判,即判处周正毅有期徒刑16年,农凯集团罚金人民币335万元。

  

        数年来,周正毅案波澜起伏,广受社会关注。仔细剖析周正毅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问题富豪”的“资本魔方”:他制造电解铜交易假象,骗取80余亿元银行贴现;他用一家企业的资金收购了同一家企业的股权;为了获取炒股资金,他以百万元的房产、现金行贿国家工作人员。如今,这些黑幕一一曝光。

农凯集团成了周正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工具 本报资料图

被“买卖”的电解铜

    本报记者 蔡国兆 彭友

       1997年12月,周正毅注册成立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从1998年到2003年,农凯集团先后设立、收购了10多家关联企业。这些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都由农凯集团办公室保管,各公司要用印章都需要填写《农凯集团印章申请单》。至于资金的使用,只有周正毅一个人说了算。

  中共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韩正昨日在上海“两会”上通报了社保资金案与周正毅案查处情况。经初步核实,周正毅涉嫌虚开

        为了获取银行贴现资金,虚构交易是个“很好”的方法。从1999年1月到2003年5月,周正毅安排农凯集团旗下各关联企业虚构购销合同,进行电解铜的循环交易。“交易”进行过程中,就可以虚开增值税发票,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用交易之名到银行贴现。每笔“交易”形成,就会有一笔贴现资金到手。多笔“交易”循环往复,资金就源源不断进入农凯集团账上。

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和行贿犯罪,并且数额特别巨大。

        为了掩人耳目,农凯集团原财务部经理戴某还向周正毅建议,叫一家外单位一起参与,因为纯粹内部企业之间进行交易可能让银行看出问题。周正毅于是指使人与利源公司、农投公司(后也成为农凯关联企业)联系,让这两家公司配合进行电解铜循环交易并进行贴现。

  韩正说,有关方面目前已初步查实了周正毅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和行贿犯罪的大量事实。侦查结果表明,在周正毅的直接授意和指使下,农凯集团公司为达到为企业制造虚假信息和从银行获取巨额资金的目的,虚设贸易背景,通过其下属的10余家关联企业相互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以商业存贷汇票向银行提现的方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特别巨大。专案小组同时还发现,周正毅在从事期货交易过程中有行贿行为。在因犯罪被羁押后,周还通过亲属向有关看守行贿。

        审计报告显示,农凯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实际购销电解铜14.86万吨,最后形成账面购销的电解铜则达到199.7万余吨。其间,农凯集团旗下的16家企业之间,以及与利源公司之间,共计虚开增值税发票4.02万份,形成245个循环!

  周正毅系原农凯集团董事长,2003年9月被判刑,2006年5月刑满释放。最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在查案过程中又发现有关周正毅的新犯罪事实。去年10月,上海市公安、检察部门对周以涉嫌行贿犯罪为由立案并监视居住,目前已被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过程中。

        农凯集团用这种手段向银行贴现84.22亿余元,扣除利息后实得82.3亿余元。这些资金中,有19.58亿元被投入证券公司账户炒股,有9.98亿元用于归还贷款,企业内部使用22.1亿元,其他款项则被用于归还到期票据款等事项。

内部公函六码中特,  韩正还通报了社保资金案查处情况。韩正说,社保资金案查处过程比较顺利,目前绝大多数涉案人员都已进入司法程序,分别由上海检察院、吉林检察院和安徽检察院分头受理。

用英雄股份的钱收购英雄股份

  据介绍,案件涉及上海市管干部11名,其他涉案人员10多名。这些人员都涉及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的重大问题,韩正说,这些人员的问题“不仅是违规,背后是以权谋私,索贿受贿”。(来源:上海

        2001年11月,周正毅安排旗下农产化、农投两家公司与上海轻工控股公司签订协议,农产化受让轻工控股手中15%的英雄股份股权,农投公司则向轻工控股交付“壳费”3000万元。

证券报)

        根据协议,如果收购不成,这3000万元“壳费”将不再返还。收购英雄控股的这部分股权需要2亿余元资金,周正毅没有这么多钱,又不想让3000万元“打水漂”。于是,2002年11月,他与农投公司总经理唐海根、农投公司委派到英雄股份的总经理翟世强等人商量,向英雄股份拿钱。

    相关报道:

        当时,农投公司与英雄股份合作在上海金山区亭林镇有一个生猪屠宰项目。英雄股份总经理翟世强向金山区亭林镇对外经济发展公司(亭林公司)的相关人员说,英雄股份打算就生猪屠宰项目向国家申请补助资金,需要资金到位证明,英雄股份会把1亿元资金划到亭林公司账上,然后马上划回英雄股份,得到亭林公司的同意。不过,账款到位后,并没有像翟世强说的那样划回英雄股份,而是直接到了农产化的账上。

    上海检察院检察长称周正毅案正在侦查中

        期间,英雄股份对资金几乎没有进行监管。据英雄股份原董事孙某在法庭上证实,向金山亭林公司投资1亿元,是英雄股份董事会通过表决方式批准的。直到2003年底英雄股份追讨这笔钱时,才知道在付给亭林公司的当日就转到农产化的账上了。

        为了支付2亿余元的股权转让金,在从英雄股份转账1亿元之外,农产化还曾向上海英雄实业公司借款1.065亿元。为了归还这笔钱,翟世强等背着英雄股份董事会,擅自决定将英雄股份资金1.065亿元划到农产化账上,用于归还英雄实业。

        周正毅、唐海根、翟世强等人挪用英雄股份的资金2.065亿元,直到案发前都未退还。在案件审理期间,周正毅才退出全部挪用资金。

一套房子“贿”来1.7亿元炒股资金

        1997年前后,黄锡熊是上海商品交易所总会计师、上海期货交易所结算部负责人。为筹措资金进行股票交易,,周正毅多次向黄锡熊行贿。

        2001年3月下旬的一天中午,黄锡熊、周正毅由专职司机开车,去杭州给黄锡熊买房子。为避免“麻烦”,黄锡熊让周正毅用周本人的名义购买,“借”给黄锡熊使用。于是,周正毅以“周振毅”的名字签订合同,一次付款100余万元。他还把剩下的20多万元送给黄锡熊用于装修。

        黄锡熊对周正毅也是投桃报李。2001年5月到8月,上海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的1.7亿元资金投入西南证券公司上海定西路营业部等证券公司,名义是“国债回购(行情股吧)”,其实马上就转到农凯集团实际控制的上海金凯物资实业有限公司等机构的账户上,由周正毅用来炒股。

        从交易所借钱炒股,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根据《国务院期货管理暂行条例》,期货交易所不能从事信托投资、股票交易、非自用不动产投资等与其职能无关的业务;根据财政部《关于商品期货交易财务管理暂行规定》,对会员投入的资本以及其他属于会员的资产,不能用于其他经营目的;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通则》规定,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投资。

        2001年春节前夕,福建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助理王沪军应邀来到周正毅办公室,周正毅拿出一个纸袋交给王沪军,其中有40万元人民币现金。当年3月到12月,农凯集团关联企业上海海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就违规获得银行贷款9亿元,其中4.6亿元被用来炒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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